突破性技术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正持续强化。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为例,这些如今广泛应用的技术在诞生之初便被视作具有"颠覆性"的创新;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等早期突破同样具备开创性特征。但与历史时期相比,当前技术发展呈现出两大显著差异:一是技术迭代与军事转化的速率大幅提升,新兴技术从研发到军事应用的周期大幅缩短;二是决策层既把技术创新视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战略优先项,又普遍将其视为潜在对手的安全威胁源。
这一领域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突破性技术的战略影响高度依赖具体情境,难以简单判定为绝对“稳定”或“破坏稳定”,例如,在核威慑背景下,其对先发制人打击动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本质上取决于技术应用场景与实施方式。 更关键的是,任何技术实践都可能引发对称或非对称的反制措施,而商业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深度参与,更增加了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当前国际格局呈现特殊矛盾性:一方面,新兴技术领域(已完成质变并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的军备竞赛持续激化;另一方面,传统安全领域中建立信任与风险管控的机制却呈现功能性衰退。叠加多行为体参与军事技术竞争的背景,国际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呈现系统性增强趋势。
一、突破性技术的分类及影响
军事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大致可分为三类:保障支撑技术、作战应用技术、基础共性技术。
1.保障支撑技术
① 分类
该技术集群以超级计算与量子信息技术为核心,其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显著增强科研机构的数值模拟能力,具体表现为:在完全避免实爆试验的前提下(截至2024年),实现核武库的可靠维护与战力升级;通过高保真度数值仿真替代部分物理试验,缩减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与验证周期;构建多维度战场环境模型,为军事行动规划提供包含气象要素在内的环境态势支持。
航天领域的相关技术通常被归类为保障支撑技术的类别,典型应用体现在由地球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及空间目标监视卫星构成的天基信息系统中,该系统能够为陆基、海基、空基及天基各类打击平台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目标指示。
② 影响
例如,超级计算技术的发展显著提升核武库维护效能,降低新型/改进型武器实爆试验依赖,并支撑高度精细化的作战规划(涵盖气象条件与流行病学变量等参数);航天能力的增强则全面提升作战规划与实施的效能(攻势行动与防御部署)。
2.作战应用技术
① 分类
例如,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作为支撑新一代导弹发展的关键动力技术,能够应用于远程巡航导弹、反舰导弹,或作为弹道导弹(含洲际导弹)战斗部的动力组件。
② 影响
例如,高超声速武器通过其超高速度与不可预测的飞行轨迹,大幅压缩打击时间窗口并提升突破防空反导系统的概率,从而降低单目标打击所需兵力配置,实现整体武器库存的优化配置,未来甚至可能推动新一轮战略武器削减进程。部署于太空、临近空间等作战域的自主系统通过减少人员直接参与,有效降低战斗与非战斗伤亡风险。智能飞行管理系统则通过优化航迹规划与任务分配,提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徘徊弹药及高超声速武器的综合作战效能。
3.基础共性技术
① 分类
例如,用于大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算法与人工智能物流技术,以催生致命性自主武器等智能系统;耐极端温度的新型材料与新型导弹燃料等基础领域的探索。
② 影响
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优化情报分析流程,显著提升态势感知能力,进而改善决策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在后勤保障领域的应用,则通过提高武器装备完好率与使用效能、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增强部队(包括战略威慑力量)在战时的持续作战能力与生存能力。
关于突破性技术的稳定化或破坏稳定化影响,其关键判定依据在于相关方所感知的威胁规模——潜在对手装备体系中任何集成突破性技术的新武器系统,特别是战略级武器,均可能被解读为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的举措,进而对战略稳定态势构成冲击。近年来国际安全实践中已出现多起此类案例:俄罗斯研发新型核武器,主要针对美国无限制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所构成的战略威胁,而美国则以此为政策依据加速推进自身核武库现代化进程;俄罗斯最新修订的《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明确将无人机、高超声速武器、定向能武器及天基反卫武器等一系列纯技术性新兴威胁纳入战略考量范畴。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突破性技术在核力量指挥控制系统(含人工智能应用模块)中的渗透应用。尽管该领域目前尚未形成国际共识,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为未来可能的军控协议奠定技术基础。拜登政府在军事战略上强调维持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非核高超声速武器、太空军事活动与网络空间作战等新兴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表态愿意保持对核武库规模的限制;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强化战略竞争态势。在此政策导向下,国际社会寻求共同强化战略稳定的可行方案将面临严峻挑战,战略稳定水平反而可能持续下滑。
二、单类突破性技术的具体影响
基于客观可察的标准,高超声速技术、人工智能与军事航天技术可作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突破性军事技术。
1.高超声速技术
高超声速技术是当前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其本质可视为对现有导弹类型的进一步演进,属于远程高精度武器中的一个重要子类。近年来,多个国家已启动相关研发计划。俄罗斯在此领域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已部署甚至投入实战的系统包括:“先锋”战略导弹系统(配备高超声速滑翔弹头)、“匕首”空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锆石”海基高超声速导弹,以及配备高超声速战斗部的“榛树”中程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朝鲜、伊朗等国也在积极推进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部分国家甚至将试验或实战使用的装备宣称为“高超声速”,以提升其战略地位。未来,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数量上可能超过俄罗斯。技术路径亦在持续演进,例如采用机载发动机的方案有望减少大气层内飞行的速度损失,并提升机动能力。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积极发展反高超声速手段。尽管当前导弹防御体系整体进展有限,进攻性武器仍占优势,但不排除该领域未来出现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上述因素叠加,可能导致大国间战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尽管目前俄罗斯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自身的战略稳定性,甚至在地区层面也可能产生某种稳定效应。此外,非核高超声速武器在武装冲突升级时,可能有助于“推远”核门槛。
从中期来看,维持某种形式的“高超声速均势”可能成为未来军控协议的基础。例如,高超声速武器因其技术特性,比传统进攻性武器更适合作为核弹头载具,因此或可在双边或多边协议框架下推动核弹头总量的削减。此外,也可尝试对陆基中程高超声速系统等高精度远程武器实施限制,并将此类限制模式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武器类别。
2.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对国防与安全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当前,“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集合性术语,涵盖了一系列在软件与适配算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其应用集中于数据处理的自动化、智能化与自主决策支持。在军事应用中,人工智能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机载嵌入式系统与指挥决策支持系统,二者亦存在交叉领域,例如“无人机蜂群”技术即兼具两类特征。
短期内,人工智能在后勤保障领域的应用可能最具实际价值。然而,其引发的核心争议在于人类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决策责任的归属问题——随着此类武器的发展,责任边界正日益模糊。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将持续演进,应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展,相关概念的定义将趋于宽泛。其中,“军民两用”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尤为关键,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例如,通过对大型语言模型及图像/视频生成工具的研究,可更清晰地认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
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至人类活动与国家运行的各领域,国防与安全自然包含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多源信息阵列的分析技术,包括地球遥感卫星、空间态势感知系统、早期预警系统及各类雷达(含超视距雷达)正推动侦察与反侦察能力的双重提升。该类技术既能够构建全球范围内的新型态势感知层级,也可有效对抗敌方的侦察与情报搜集活动。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伦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部分“废止论者”主张在作战系统中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自主性,但这种立场在现实中难以推行。相比之下,提升“操作者—作战系统”之间(如反舰导弹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决策链条的透明度,以及规范决策支持系统(如导弹预警系统)的使用流程,将更有利于推动国际对话,并吸引包括专业人士与初创企业在内的更广泛力量参与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在国际层面,美国试图推广其关于“有意义的人类控制”的人工智能应用理念。然而,此类主张在核力量指挥控制等极端敏感领域中的推行,却忽视了该领域固有的战略脆弱性。考虑到美国自身对人工智能核应用同样表现出强烈兴趣,其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缺乏一致性。此外,美国推动商业实体参与战略级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的做法亦引发关注,例如Anduril公司开发的Lattice软件已被用于与军事卫星(包括导弹预警卫星)之间的自动数据交换与处理,这进一步凸显了相关机制在安全与责任界定方面的潜在风险。
3.军事航天技术
当前,大量突破性技术正加速应用于航天领域,其中部分技术直接扩展了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巨型卫星星座及其数据分析工具,其威胁性在多国联盟资源整合的背景下可能进一步放大。同时,航天器轨道机动与在轨交会能力的提升也被视为潜在威胁;动能反卫星武器、定向能武器与电子战反导能力的增强,以及针对地面站与航天器之间上行链路的网络与电子攻击,均构成重大安全挑战。
未来,核动力推进航天器的出现将为太空安全议题增添新的维度。部分国家公开宣称追求太空优势的战略取向,无助于冲突预防。美太空军已明确将加强进攻性反太空能力列为重点任务。
反太空技术可分为“破坏性”与“非破坏性”两类:前者通过动能拦截等方式物理摧毁目标,后者则借助电磁干扰、网络攻击或定向能武器暂时瘫痪其传感器与通信功能。
在大国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太空安全形势已趋于严峻。然而,由于竞争大国自身也高度依赖太空基础设施(尽管正尝试发展替代系统),各方仍可能就“仅在直接冲突情况下攻击特定太空设施”形成某种共识。当然,一旦冲突爆发,其影响将远超太空领域本身。私人企业利用第三国商业航天设施参与武装冲突,即是该问题的局部表现,尽管其涉及更广泛的法律与治理问题。
太空安全与网络安全的交汇在核领域尤为紧迫。最大风险在于对天基与陆基核力量指挥控制系统发起的攻击。尽管这些系统被认为具备最高级别的网络防护,且战略核力量历史上曾在不依赖太空设施的条件下运行,但在当前环境下,确保通信链路的韧性与太空能力快速恢复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应对上述挑战,美国推动的“战术响应太空”(Tactically Responsive Space)计划旨在构建快速发射能力,同时航天体系正由“大卫星”向“小型卫星星座”转型。“新太空”商业模式的兴起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战术层面看,对航天系统地面段的网络攻击可能更为有效,能够暂时或永久瘫痪敌方关键资产,剥夺其军事体系中的侦察、通信与目标指示等核心功能。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在于,恶意软件等网络武器可能被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进而为任何国家行为体所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已使太空与地面基础设施成为情报与信息作战的核心领域。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了太空、网络与核安全之间日益紧密的联动关系。
三、可能的稳定化举措
技术进步使得非核武器的毁伤能力日益增强,部分系统在执行战略任务时已接近核武器的效能(尽管在绝对毁伤规模上仍有差距),并且这些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这一趋势正是当前俄罗斯军控立场的主要动因:其主张建立一个涵盖所有战略能力(无论核常、攻防)的“安全方程式解决方案”,以消除任何一方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潜在动机。这也再次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性概念,即确保潜在对手间均不具备发动首次打击的动机——在当前环境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冲突门槛之下”的竞争,而突破性技术恰恰为此类博弈提供了更多手段。尽管如此,一些建设性举措仍值得推进。尽管在全新的“技术平台”上建立统一的“游戏规则”面临困难,但国家可以考虑单方面明确声明:在特定情境下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行为是绝对不可接受并将导致局势迅速升级的。例如,俄罗斯提出的“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联合倡议,以及美国倡导的“负责任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均属此类尝试。这些方案虽不完美,但可作为构建信任的初步努力。
为深化对突破性技术的理解,各国有必要制定国家层面的专项战略规划文件。此外,在国际间正式对话渠道不畅时,构建共同的概念与术语体系(例如围绕“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技术”“定向能武器”等主题编纂权威“词汇表”),有助于提升“第二轨道”对话的实效。此类工作本身虽也可能引发争议,但其价值不容忽视。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编撰的《太空安全词汇表》便是一个成功先例。
在官方与专家层面,各方应致力于深入理解不同行为体对威胁的认知。此类努力的诚意是相互理解的基础,有助于避免对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简单“贴标签”。
突破性技术既可能增加核灾难的风险,也可能为避免核战争提供新的手段。科学界与专家群体的重要任务在于,深入分析这些技术发展与部署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同时推动未来武器系统操作者与决策者的专业素养培养,以防范最坏情形的发生。
(科荟智库:孟光)